这种人名用字的极少和音节的简单，十分有利于人名的记忆和传播。如果把一个两字的我国人名和一个10 多字的外国人名放在一起，让你去辨认和记忆，那么，你首先记住和说出的一定是我国人的名字。这种简单易记的我国人名的优越性，是西方国家无法相比的。际作用也要大为减弱。如提起“花木兰”这个名字，大家都知道是指古代一位替父从军、为国杀敌的女英雄。提到“雷锋”，就会联想到他是助人为乐的好青年、大家学习的好榜样，而不会想到另外的人。这里的“花木兰”、“雷锋”都有明显的专指意义。一旦遇到与这种专指意义相悖的情况，则必须对有关人名加以调整，以适应这种人名属性。如在前些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，进行代表资格审定期间，就发现有同姓名现象，即浙江代表名单中有两位“张玉兰”，河南代表中有两位“赵福林”。这种姓名相同的情况是有悖于人名的专指性的，同时也不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区分。因此，有关人员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误会，就在这4 位代表名字前分别加上各自所在的地名，成为“湖州张玉兰”、“瑞安张玉兰”和“安阳赵福林”、“焦作赵福林”。这种做法，实际上也是对这些有悖于人名专指性的名字所做的调整。当然，有些本是专指的名字有时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专指作用，但有时也会在失去一种专指作用时而转化为另一种专指。这类的例子也是很多的。如明清时期，“梅香”这个名字原指某一大户人家的丫环，后来，因为把丫环叫做“梅香”的人特别多，于是“梅香”也就成了丫 环的代名词。

　　随着这种由一个“梅香”而向众多“r 环的代名词的转换，“梅香”一名也完成了由一种专指向另一种专指的过渡，其转化前后仍没有离开人名的这一专指属性。同样，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如诸葛亮、关羽、阿斗等名字原本是指特定的人物，但由于过于家喻户晓，他们的名字有时也像“梅香”的名字一样成了某一类人的代名词。其中如“诸葛亮”本是指三国时期那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，但由于过于为人熟知，从而也被当做智慧的化身，俗语“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”、“诸葛亮会”等都成了某一类人的代名词。

　　又如“关羽”虽又被称为“关公”、“关云长”，但所指都是三国时的那位名将，由于相传他“面如重枣”，后人便把爱红脸的人称为“红脸关公”；又因为他身材魁伟，后人也把威武的人与他相比， 《 水浒传 》 便说美髯公朱全“似关云长模样”；又由于他善于使用大刀，后人便常用“关公面前舞大刀”一语来讽刺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，或作为自己技不如人的谦词；又由于他曾经千里走单骑、过关斩将，后人常用“关公过五关斩六将”比喻克服我国人名的属性除上述两点外，还有它的审美性、稳定性和地域性。其中，审美性是指人名对那些含有贬义、发音含混不清、容易引起误解的汉字具有排斥力，在所起名字的字义上要求庄重、典雅，在字音上要求响亮、动听，在字形上要求繁简适中、搭配得当；稳定性是指人名一旦成为某一个人的标志，将伴随他终身。因此，在起名时要从长远考虑，不可草率从事。对一些时效性很强的名字，尽管一时可能被认为时髦，或者读来颇为亲切，但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时间长了就会显得别扭。

　　试想，诸如小小、丹丹之类的名字放在孩子身上会让人有亲切感，但过了六七十年后，已经是老头、老太太的他们还叫这些名字，给人的感觉当然是滑稽不伦的。至于我国人名的地域性，是指由于我们的国土幅员辽阔，不同地区的人名往往带有不同地区的特点。如果带着明显地域色彩的人名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地区，也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如我国不少地方的人都喜欢用地名做名字，是河南人就叫豫生，山东人就叫鲁生，北京人就叫京生，或把分别是山东、河南人的父母籍贯合在一起起名鲁豫，等等，这类的名字虽然因为是信手拈来而让人感觉亲切简单，但由于现在的人口流动过于频繁，许多人都在原来的出生地以外工作或生活，当原来的名字在新的地区使用时，有时会显得不那么协调。另外，还有一些地方特色相当突出的字，用在名字中也不是很妥当。如在广东、福建沿海，人们信奉妈相，起名时往往带上“妈”字，以期得到她的保佑；但由于“妈”字是母亲的代称，其他地方忌讳在称呼母亲以外使用这个字，因此，除了广东、福建沿海以外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带“妈”字的名字。故而，尽管人名的地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在起名时还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类过于特别的文字。总而言之，人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，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发生联系。因此，在起名时要把它与社会联系起来，充分考虑它的基本属性，从而使它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。